连云港的肖薇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很后悔生二胎。她的大女儿今年10岁，小儿子还不到16个月。

丈夫一直想让她辞职，专职带两个孩子，但她不愿意。夫妻双方争执的结果是，16个月大的儿子被送到托育机构，成为机构里最小的宝宝。丈夫在争吵时说，肖薇对不起孩子。

生二胎以后，肖薇的生活完全没有了自我。即使把儿子送到托育机构，她的心里也没有变轻松，她心疼孩子，听到别人指责她怎么忍心把孩子送走、怎么连孩子也带不好，更是难过。

“每天都是急嗖嗖的，每天都是精疲力尽的，甚至连生个病都没空。”

肖薇面临的困境，是目前国内很多妈妈都遇到的难题。

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生得起，养不起”、“有人生，没人带”是普通家庭提到二胎时最普遍的感想，这让家庭对于托幼服务的需求增加。但另一方面，“携程亲子园”等恶性事件所暴露出婴幼儿托育行业的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

3月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称，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育儿问题。

送托育机构大多因精力不够，“没人带”影响生二胎意愿

2016年2月，在儿子出生后，武汉的舒静辞职在家带娃。

儿子两岁时，舒静报名参加中级会计师考试，打算为回到职场做准备，但照顾儿子和备考之间起了冲突。

儿子还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家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全职照顾。

经过一番考察，舒静最后将儿子送到一家针对0-3岁婴幼儿的日托中心，每天早晚接送，有亲子活动时陪儿子一起参加，其余时候就专心复习考试内容。

舒静遇到的这种情况，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四月也有同感。

30岁的四月是上海一家化工企业的女职员。快三岁的女儿，上周刚刚被四月送进一家私立托育机构，此前一直是夫妇俩和孩子的外婆一起在带。

四月说，女儿一直没有固定玩伴，她希望孩子能有社交生活。更重要的是，再过几个月，她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从自己怀孕中后期开始，大女儿的照顾几乎都要靠外婆来完成，送去托班可以减轻外婆的负担。

她把十几家不同类型的托育机构摸了一圈底，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价格、距离和学校环境。

四月称，离家近的私立幼儿园，收费都超过了每月1万元，而且有钱也进不去，“可能要怀孕时就考察登记名额才能排上队”。离家远的部分幼儿园价格约为3000元，但由于是外婆负责接送，不可能舍近求远送到郊区。

四月最后选择了一家费用在每月6000元左右的私立机构，这家托育机构以年龄为标准分班，每班15人，最小的孩子14个月大。有一个独立的室外小操场，户外运动方便，安全性高，有实时监控，园区安装了围栏和电子门禁系统。

四月说，等老二满两岁后，她也会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去，两岁以前则没有这个打算。她的顾虑主要是认为托幼机构不能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所以不愿冒这个风险。

四月遇到的问题在上海屡见不鲜。据报道，新学期伊始，上海各托育点的托额只招满一半。有家长苦于入托无门，抱怨托育机构供给量不足，但新增托育点却陷入招不满员的窘境。
孩子们在托育机构。图源受访者。

今年两会上，由农工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提案》中指出，当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足5%，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平均水平。

2016年上半年，原国家卫计委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10个城市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婴幼儿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舒静的中级会计师考试通过后，开始着手找工作，儿子如今也满3岁了。

舒静认为，把儿子送到托育机构，除了能减轻自己照顾的负担外，也有利于培养他的语言交际能力，“宝宝正好在语言发展活跃期，想让他多和小朋友接触”。她说，经过半年的托育，儿子养成了较好的生活习惯。

这家机构每月收费约4000元。舒静告诉每日人物，“看到园所内都有监控，老师也随时拍照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当时和老师接触后觉得他们很有爱心，试听课后孩子也很喜欢，所以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不过，她没有生二胎的打算，“太累了”。

2016年卫计委“十城市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中，有60.7%是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

参与调查的全职母亲中，有近1/3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孙艳玲介绍，女性作为当前家庭中养育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在孩子0-16个月期间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照料孩子。因生育假期短，许多妈妈不得不辞去工作或请长假，这对她们的职业发展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托育机构内的日常活动。图源受访者。

部分家庭不愿托育，政府已起草行业发展指导意见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家庭对于托幼服务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携程亲子园”等恶性事件频发也暴露出婴幼儿托育行业问题重重，仍需规范。

儿子2岁时，在西安的春分与丈夫离婚，母子俩一起生活。家中一直都请有保姆，孩子的外婆也帮忙照看，但孩子的教育任务主要还是由春分自己承担。

据春分计算，她每天有十三个小时以上陪伴儿子。除了上班，她几乎所有时间都和儿子待在一起，这些年晚上基本没有睡过安稳觉。即使自己养育孩子的压力很大，她也没有想过要把孩子放到托育机构里。

在她看来，处于0-3岁年龄段的孩子，父母给予孩子有关安全感、性格、学会爱与被爱等方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师生比的限制，托儿所里的小孩实在很难受到像家里这样比较好的照顾和教育。”春分表达了自己担忧。但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老年研究所教授杨菊华认为，近年，托育服务供给长期处于“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的失衡状态，既抑制了女性的二孩生育行为，也影响了她们的就业发展。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称，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业内人士蒋磊分析，比起祖辈照看、全职妈妈、保姆、上世纪的托儿所这些国内常见的养育方式，专业化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能够提供更科学的托育服务。

不过，针对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提出的“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的建议，不少网友持反对意见。

有人认为孩子太小，必须由父母进行照看，否则会导致亲情缺失，教育不到位，孩子没有安全感，也有人担心，还不会说话的孩子被送去托育机构，受到虐待也没办法向家长求助。

缺乏科学安全、价格合理的托育机构带来的弊端，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日渐凸显。

在近几年的两会上，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提出有关托育行业的建议和意见。在卫健委牵头起草相关意见并报送国务院后，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婴幼儿托育模式建立应当指日可待，但如何通过婴幼儿托育解决职业女性的后顾之忧，还需要更为细致的考虑。


婴幼儿托育机构。图源网络。

据财新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已牵头起草《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代拟稿）》并报送国务院。这也意味着，0-3岁托幼阶段的规范即将出台。

《意见》内容包括：鼓励和支持政府、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以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家庭提供方便可及、安全放心、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托育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实际需求。同时，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托幼服务机构的监管。

此前，国内各地也有关于幼儿托育的尝试。

2018年4月，上海已发布《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举办托育机构，提供税收、补贴等支持性政策，加强托育机构标准建设，新增托育点，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四川、湖北也在行业规范化上做尝试。

虽然上海已经是全国托育规范化道路上的先行者，但目前提供的托育服务与家长们的需求仍然存在错位现象。对此，四月在考察托育机构时有明显的感受，“有资质的机构太少了，我们这一片没有合适的”。

业内人士蒋磊透露，对于0-3岁婴幼儿托育行业，目前还没有确定全国统一的主管部门，也谈不上统一的监管，只能靠机构自己制定的标准进行规范。当项目设在像上海这样有政策的地方，他们就会获得当地托育机构的资质；当地如果没有出台相关的标准，就按照教育公司的形式操作。

人大代表为职业女性发声，托育机构如何帮妈妈们重返职场

武汉市一家托育中心的创建者余琪认为，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其实更能让孩子沿着良好的发展轨迹成长。因为托育机构里有专业的老师、全套的体系，比起初次带娃的母亲，她们对于孩子的成长更有经验，也更懂得如何应对孩子每个阶段的变化。

同样作为一名母亲的余琪，在去年6月创办了湖北省首家专门针对0-3岁婴幼儿的社区托育机构。截至目前，机构里接收过的最小的孩子仅有8个月大。

余琪还为妈妈们提供就业机会，建议她们如果暂时不返回职场，可以将孩子放到机构托育，自己则参加培训后留在园所工作，随时照看孩子、陪伴孩子。

这种实践想法与黑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孙艳玲不谋而合。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传承人的她，开办的培训基地已培养出了近万名绣娘。

这些绣娘也遇到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苦恼：如果自己不出来工作，家里就少了一份经济收入。但要请保姆照顾孩子的费用，可能比她们自己的工资还要高，所以她们最后往往只能选择放弃工作，在家带孩子。

这些绣娘们盼望能够建立托儿所，这样她们就能走出家门，做一名职业女性。孙艳玲把她们的愿望带到两会当中，希望能够解决职业女性的后顾之忧。


孙艳玲代表提出婴幼儿托育建议。

在今年两会上，孙艳玲提出了关于发展0-16个月托幼服务，解决女性职业发展后顾之忧的建议，建议将发展公共托幼服务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加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鼓励幼儿园等机构延伸服务，由此减轻双职工家庭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使女性没有后顾之忧，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而业内人士蒋磊告诉每日人物，他选择这个行业，正是因为看到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托儿班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对于托育的强烈需求。在国家的鼓励下，他们公司计划在今年底，将园区的总数增加到3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