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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托育中心

二胎时代,托育将成业态新宠

2019-03-21 16:59:15作者:MoreCare 点击量:
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

每年的新生儿达到1700万……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0~3岁的儿童人数达到8000多万……

幼儿园取消小小班……

父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宝宝……

当家长们纠结该如何给宝宝择园的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孩子早期教育最好的时间段。

据大数据调研显示,68.73%的家庭有给孩子报早教的打算,但实际上却只有42.32%的家庭给孩子报了早教。“很多家长苦于工作忙没时间”、“孩子交给祖辈看管”等因素使得早教课程报课率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解决家庭“痛点”,“托幼”成了早教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未来早教项目的发展趋势。

托育行业迎来“黄金时期”,亦是“黄灯阶段”

在我国,托育业态尚处于市场自由发展的一个阶段,既是“黄灯时期”,亦是“黄金阶段”。

一、从性质上而言,“托育”有别于“幼教”,区别于幼教中“教”的明显教育属性,托育更偏重“育”的层面;而托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用专业的知识看护孩子。

二、从政策主导层面,通常所说的0-6岁都归类为学龄前教育,3-6岁属于幼儿教育,0-3岁属于托育早教;因为政策规定,年龄满3周岁才能达到幼儿园的入园要求。

托育,社会刚需

追根溯源,中国最早的托儿所,出现在1929年。当时会有农村托儿所、劳工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工厂托儿所(为工厂女工服务)之分;不同种类的托儿所明确服务于不同的职业人群。具体费用,或向社会募集、或向个人收缴,或由工厂直接负担。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明确定义“托儿所是3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

进入9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

据教育部2005年《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了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远大于幼儿园。

而在近20年里,城市职业女性的人数大幅上涨,加上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托儿所的实际需求更是与日俱增。

着眼于当今社会切实需求,专业的社区型托育机构,无疑是目前社会刚需,托育机构作为服务性机构,市场缺口尤为显著。

新政的颁布,无疑为托育行业注入一股暖流,却也可视为一种无形的警醒。

机遇与挑战历来并行,在各类资本力量投身行业热点,捕捉托育这一风口的同时,更要清晰地认识到,托育不仅是一项产业,更是直接关系民生、关乎未来的重大事业。

婴幼儿入托率不足5%

据上海市妇联去年初调查,88%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上海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合计招收幼儿数仅为1.4万名。整体来看,上海0-3岁幼儿数量在60万左右,但现有托育机构能服务的幼儿数量不足这一人数的2%。
托育服务

“幼有所育”急需降低托育行业门槛

上面提到,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不足5%,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入托无门”成为很多0岁到3岁婴幼儿家长的心病。

0岁至3岁的婴幼儿,入托率只有4 . 1%!婴幼儿入托率如此之低,究竟为什么?

诸般原因之中,或许有育儿传统的惯性,有经济负担上的考量,有对托育服务质量的不放心,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显然在于托育服务供应严重不足。正是这种严重的供给不足,令绝大多数婴幼儿家长陷入“入托无门”的窘境。

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与素质良莠不齐的保姆。这种选择不仅往往有损于父母的“老有所养”,婴幼儿养育的质量乃至安全性也难以保证。学前三年的托育状况虽然好一些,但供需之间依然缺口巨大。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与生活水平、育儿理念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需要“好入园”“入好园”。可以想见,如果不有所作为,托育服务紧缺的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
托育率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供不应求?表面上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源于托育机构数量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托育服务行业准入门槛过高。

在现行的管理架构内,学前教育从3岁开始,教育部门只负责3岁以后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管,0-3岁托育服务尚无明确的主管部门。

在这种监管状态之下,一方面是3岁以上的托育机构牌照“ 紧缺”,许多想从事托育的单位与个人被挡在合法经营的门槛之外;一方面是0-3岁的托育服务被抛进一种灰色地带,教育部门不“主管”、不发教育许可证,以“教育咨询机构”身份去办营业执照,工商部门又嫌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

于是,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了,一方面是旺盛的托育服务需求亟待满足,另一方面则是托育机构总量不足,无法提供足量的托育服务。

因场地缺乏、责任风险太大、资金缺乏、门槛比较高等原因,企事业单位自办托儿所的意愿并不强烈,据2016年9~11月上海市总工会与上海社科院组成联合课题组调研,89.3%的企事业单位不愿意自办托儿所,即仅有一成愿意自办托儿所。
托育市场

毫无疑问,有效降低托育行业准入门槛已成当务之急。

当下,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作出努力:尽快将0岁到3岁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纳入教育部门管理范围,尽可能放宽开办托育机构的资质要求,允许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托管班,明确并鼓励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

如果这一点一时难以达成,就从工商管理方面着力,放宽对“教育咨询机构”的限制,让诸如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之类的经营资格更容易获得。

总之,无论单位、企业与个人,无论公办与民办,在修订并守住“底线”的同时,努力让更多的力量进入托育行业,成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充裕的托育服务。

这不仅可以及时补上托育市场的巨大缺口,也可以有效改善托育行业的监管水准。试想,如果携程这样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到办园资格,就不必“借助”上海市妇联的力量,监管上的灰色地带就会大大减少,“虐童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婴幼儿托育问题关乎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无论如何,该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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